《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以下簡稱《教育強國綱要》）提出，要“完善教育對外開放戰略策略”；“完善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校企協同國際合作機制，深耕魯班工坊等品牌”。(1)中國職業教育國際化“走出去”，提升職業教育的全球人才培養能力，獨具優勢，正當其時。中國已經建成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職業教育體系，職業院校成為培養大國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的主陣地，現代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70%以上的新增一線從業人員來自職業院校。(2)全國已有200多所職業院校與70個國家和地區合作設立了400多個辦學機構和項目，校企合作，服務中資企業“走出去”，培養了大量當地人才；(3)開發國際化課程、教材和培訓資源，推動職業教育“中國標準”走出去；舉辦2024年世界職業技術教育發展大會、世界職業院校技能大賽，成立世界職業技術教育發展聯盟，32個國家的部長級官員共同發布《天津共識》。新時代新征程，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的高質量可持續發展，還須加強系統性設計和體系化引領。

在教育強國建設中，中國職業教育肩負著為全球培養更多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傳播和共享技術標準、培養模式和教育理念的重要使命。加強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的政治引領和戰略引領，有助于從政治高度和戰略視野深刻認識職業教育國際化的全局性作用和世界性影響，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職業教育智慧和方案，助力實現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彰顯大國擔當。

《教育強國綱要》明確指出，“加快建設具有強大思政引領力、人才競爭力、科技支撐力、民生保障力、社會協同力、國際影響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強國，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有力支撐”(4)。教育強國的科學內涵包括國際影響力的提升，要求職業教育通過產教融合、校企協同等機制來深化國際交流合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職業教育智慧和方案。當前，職業教育“走出去”已經成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以下簡稱《職業教育法》）規定：“國家建立健全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產教深度融合，職業學校教育和職業培訓并重，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相互融通，不同層次職業教育有效貫通，服務全民終身學習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5)《關于深化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的意見》指出，“打造職業教育國際品牌，推進專業化、模塊化發展，健全標準規范、創新運維機制；推廣‘中文+職業技能’項目，服務國際產能合作和中國企業走出去，培養國際化人才和中資企業急需的本土技術技能人才，提升中國職業教育的國際影響力”(1)。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具有兩大特征：一是現代化，二是體系化。現代化的職業教育體系既扎根中國大地又吸收借鑒世界先進經驗，既有中國特色又具世界水平，要在走向世界中彰顯中國特色，體現世界水平，為人類發展作出更大貢獻。體系化的現代職業學校教育，包括從職業啟蒙教育到中等職業教育，再到高等職業教育；高等職業教育包括專科層次、本科層次乃至研究生層次的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并行融通、協調發展。經過近幾十年的發展，普通高等教育的職能逐步豐富，從人才培養為主拓展到科學研究、服務社會，再發展到文化傳承創新，國際交流與合作功能日益凸顯，職業教育尤其高等職業教育國際化也必然是其功能發展的內在邏輯要求，也必將對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的整體發展、全局發展產生深刻影響。

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教育作為人文交流的公共外交產品，作用更加突出，使命更為重大。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既是中國之為，更是時代之變和國際之需。世界政治經濟關系正在發生深刻變革，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全球產業體系布局面臨重塑，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技術崛起，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創新鏈和人才鏈面臨新的安全韌性風險挑戰，也迎來重大發展機遇。全球南方國家不僅在國際關系和地緣政治上謀求更多話語權，而且成為產業轉移和布局的新區域，傳統制造業在向這些地區轉移的過程中朝著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和融合化方向轉型升級。一些發展中國家吸取以往產業空心化和勞動力供需錯位的教訓，期望借助世界產業布局調整之機，發展自身的制造業體系以及與之配套的現代服務業和高新技術基礎設施，這些都為中國產能“走出去”創造了現實條件。同時，這些國家的職業教育基礎相對薄弱，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培養能力不足，而中國以世界最大規模的職業教育體系，以及產教融合、教隨產出等特點和優勢，使得職業教育“走出去”與國際需求之間形成良性互補與現實契合。

《職業教育法》為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賦予了法定功能，提供了法律保障。加強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的法治引領和政策引領，確保了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合法合規，高質量推進；加之科學政策的強力支持，精準施策，協同推進職業教育“走出去”政策落地。

《職業教育法》規定：“國家鼓勵職業教育領域的對外交流與合作，支持引進境外優質資源發展職業教育，鼓勵有條件的職業教育機構赴境外辦學，支持開展多種形式的職業教育學習成果互認。”(2)這為新時代新征程職業教育創新發展開辟了新領域新賽道。首先，要在依法治國、依法治教的整體框架下，遵守《職業教育法》等法律法規，進一步明確職業教育國際化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內涵，完善相關司法解釋、執行機制和地方立法，依法規范，有序“出海”。其次，要熟悉、遵守和用好合作國家的法律法規，為我所用，于我有利，統籌當地福祉發展和保護我方利益，確保職業教育廉潔“出海”，確保辦學合法合規。再次，要熟悉、遵守和用好國際規則和國際標準，善于趨利避害，規避不必要的風險和糾紛；善于運用國際規則解決爭議糾紛，保護我方利益。最后，要積極參與職業教育國際規則體系建設，從國際規則體系的遵循者到積極倡議者、貢獻者和制定者，最終成為引領者，逐步提升職業教育國際規則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一是制定鼓勵校企協同、企業行業深度參與的“走出去”政策，優化財政、稅收政策，調動企業行業的積極性。出臺支持職業院校與企業行業聯合開展海外項目、技術研發和人才培養的相關政策，明確職業院校與企業行業在海外辦學、技術出口、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合作模式和責任分工，鼓勵企業行業深度參與研制海外辦學標準和人才培養方案。對參與職業教育“走出去”的企業，優化稅收優惠政策，減輕企業負擔，同時給予表彰和獎勵，提升企業的社會形象與影響力。二是優化經費管理辦法，不僅用于購置設備硬件，也要更多用于師生交流、來華培訓。建立多元化的經費投入機制，除了政府財政支持外，鼓勵企業、社會組織和國際機構參與職業教育國際化項目的資金投入，形成多渠道經費保障。在經費預算中，增加對師生交流、來華培訓等“軟投入”的支持比例，減少對硬件設備的單一依賴，推動職業教育國際化從“偏重硬件投入”向“硬件投入與軟投入協同支持”轉變。創新海外項目教學科研設備的資產管理制度，內外有別，建立盡職免責機制。建立經費使用績效評估機制，根據項目實施效果動態調整經費分配，提高經費使用效率。三是滿足外國學生職業院校畢業后來華升學的需求，實現“中職—高職—本科—研究生”貫通。推動中外院校之間學分互認，為外國學生職業院校畢業后來華升學提供制度保障和發展通道；結合語言學習與技能學習需求，優化漢語水平考試（HSK）等級要求，外國學生可以先入校學習技能再通過三級水平考試。

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既需要明確的發展規劃作為指引，也需要統籌協調機制作為保障。加強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的規劃引領和體制機制引領，科學編制規劃并完善統籌協調機制，有助于職業教育國際化明確發展方向，整合多方資源，形成發展合力，提升整體效能。

要把職業教育國際化納入“十五五”教育事業發展規劃，編制職業教育國際化專項規劃，并與經濟貿易、產能布局、國際交流、國際合作等規劃相銜接，建立職業教育全球布局清單、白名單和負面清單。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必須科學分析、統籌考慮地區安全、產業需求和人才需求等重大影響要素。職業教育國際化規劃，從地緣政治和地區安全考慮，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大為有所小為、有所先為有所后為。在地緣沖突中，堅持輕資產和利益攸關，妥善兼顧當地的發展福祉和我國的利益安全。前瞻謀劃，有序布局，分輕重緩急，區別東盟、中亞、非洲、拉丁美洲、歐美等國家和地區的需要與可能。從產業需求來看，根據我國產能“出海”、產業布局和當地產業發展情況，發展需求主要集中在現代農業、傳統制造業轉移轉型、智能制造、基礎設施建設、交通運輸、網絡通信、新能源新材料、現代服務業等，教隨產出、產教同行，要求職業教育國際化規劃要與這些重點產業需求相適應相匹配。從人才需求來看，根據合作國的教育體系和管理體制、教育發展水平及人才需求層次、我國“出海”企業所需人才層次規格等，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普通高等教育受歐美影響較大，多是按照精英高等教育模式舉辦的，有的與原宗主國高等教育體系相貫通；同時，由于這些國家的產業基礎、教育基礎以及原宗主國職業教育基礎比較薄弱，存在著職業教育發展水平無法滿足產業發展所需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較大落差。這些恰為我國職業教育“走出去”留下了巨大人才培養空間和發展契機。

《職業教育法》規定：“國務院建立職業教育工作協調機制，統籌協調全國職業教育工作。”(1)第一，職業教育“走出去”的主體是學校，動力在地方和行業企業，落地在五洲四海，涉及多主體多行業多部門多地區，必須加強統籌，避免多頭對外。要建立教育、外事、商務、國際合作、宣傳以及行業等的協同機制，加強多主體之間的信息共享與協同合作，解決職業教育“走出去”過程中遇到的政策、資金、人員等問題，統籌人力財力物力，形成合力，鼓勵產教、院校組團“出海”。第二，完善重大活動、賽事舉辦機制和項目實施機制，布局世界職業教育的薄弱域和質量認證空白區，推動從國際職業教育《天津共識》到“中國標準”。以世界職業技術教育發展大會等重大活動為契機，構建常態化的職業教育國際交流合作平臺，推動世界各國在職業教育領域的經驗分享與深度合作。完善世界職業院校技能大賽等賽事的組織機制，進一步提升賽事的國際化水平和影響力，通過賽事展示世界各國職業教育成果，促進交流合作、協同發展。以《天津共識》為基礎，將中國職業教育的成功經驗和標準轉化為國際認可的通用標準，推動“中國標準”走向世界，為全球職業教育發展貢獻更多“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第三，建設統分結合的多專業多語種課程資源數字化平臺，共建共享，提高建設使用質效。構建開放共享的數字化資源平臺，整合不同職業教育專業的課程資源，形成教學資源庫。充分運用新一代數智技術，實現多語種課程資源的實時翻譯和多元交互，滿足不同國家和地區師生的多樣化需求。通過大數據分析技術優化資源配置，為師生提供個性化的教與學路徑，精準滿足師生需求，提高教學效果，提升優質資源使用效率。

職業教育國際化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于建立標準體系，標準體系的生命力在于實施落地，實施落地的重要驅動力在于評估，有效評估的根本在于建立科學的評估機制。加強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的標準引領和評估引領，有助于提升職業院校關鍵辦學能力和全球人才培養質量，增強中國職業教育的國際影響力、吸引力和競爭力，促進中國職業教育引領全球職業教育發展。

標準體系包括辦學資質標準、辦學條件標準、專業標準、課程和教學標準、師資標準、教材標準、實習實訓基地建設標準、人才培養標準、職業資格認證標準等。一是中方職業院校、合作企業等辦學主體的資質標準，這是確保海外辦學項目質量的根基。二是海外合作方的遴選標準，包括辦學實力、水平和合作意愿等，要積極創造條件與海外高水平院校合作發展職業教育，推動職業教育境外辦學提質升級。三是合作項目設立標準，特別是合作項目的管理架構、項目需求和發展前景、辦學投入、軟硬件條件、師資條件、政府和當地企業行業支持條件等。四是合作項目內涵標準，主要包括人才培養規格、專業建設、課程教材、資源建設、實習實訓、就業質量等指標。標準體系建設要抓住一個“源頭”和一個“核心”。一個“源頭”指國內職業院校的辦學質量，這是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的質量基點。“打鐵還需自身硬”，職業教育“走出去”的基礎在職業院校，必須加強職業院校質量標準體系管理，把海外項目質量標準與國內“雙高校”等標準及評價相結合相貫通，內外聯動、相互促進、協同發展，既把職業院校自身質量建設作為職業教育國際化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又把職業教育國際化作為職業院校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促進職業院校提升關鍵辦學能力和全球人才培養質量。一個“核心”指學生就業質量，學生就業質量是標準體系中最核心的內容，也是辦學質量和人才培養質量最重要的標識，還是倒逼合作項目提高辦學定位和質量的前置性條件，可以說是整個標準體系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應該貫穿標準體系的全流程各方面。標準開發者和制定者應包括中外雙方的院校、科研機構、企業、行業、政府等利益攸關方，爭取得到從中外院校到合作企業，再到中外教育等行政部門，乃至國際組織的認可，即從中國標準到雙邊標準、多邊標準乃至世界標準，從項目標準到學校標準、企業行業標準，最終成為企業行業用人標準。

職業教育“走出去”項目評估的困難在于現場評估和過程管理難度大，專業、課程、師資、需求方、合作國家的情況千差萬別，既要維護評估的統一性權威性又不能“一刀切”，項目利益攸關方的關切不盡一致，必須找到一致性和多樣性平衡，尋求評估的最大公約數和最大同心圓。首先，促進項目舉辦者的自我評價和自我改進，內部評價與外部評估良性互動，內部評價是外部評估的基礎，無內部評價一般不開展外部評估，內部評價是過程性、發展性、持續性自我改進的原生動力。其次，建立多方協同的外部評估機制，包括項目舉辦者和管理方、行業企業、同行院校、專業機構、政府等利益攸關方，可由政府提出質量標準和評估要求，授權第三方專業機構牽頭組織實施評估。再次，建立分類評估機制，達標性評估重在確保辦學項目的基本質量；預警性評估即項目存在嚴重風險，包括辦學目標偏差、辦學質量低下、辦學性質不符國家利益等，需要整改叫停；改進性評估即項目存在不足、需要改進、具有成長空間，經過評估提升項目質量；發展性評估重在通過多方協同、示范引領、輻射帶動、經驗共享，為評估對象和元評估提供樣本經驗，通過評估實現評估對象、評估主體、評估生態等的共同發展。最后，創新評估方式，由于海外項目具有中外合作、產教融合、校企合作以及遠在海外、發展中國家為主、辦學條件比較艱苦、評估現場難以到達、評估成本高、易受國際公共事件影響等特點，難以套用國內院校評估方式，必須持續創新評估工作思路和方式方法，實現以評提質。

經過長期實踐，中國職業教育國際化積累了比較豐富經驗，取得了顯著成效。加強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的模式引領和品牌引領，可以有效增強中國職業教育品牌的認知度和影響力，提升中國職業教育的國際話語權，促進中國職業教育更高水平地“走出去”。

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職業教育的天然屬性，在職業教育“走出去”的進程中，職業教育與產業行業企業的“協同出海”，相互賦能，不僅包括教隨產出、教同產出，職業教育跟隨、服務、適應產業“出海”；還包括教推產出、教促產出，職業教育先行“出海”，為合作國家和地區帶去教學實訓設備、行業企業標準、實用技術技能，為產業行業企業“出海”落地鋪路搭橋，當先鋒、打基礎、育人才。《關于深化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的意見》明確要求職業教育要“服務國際產能合作和中國企業走出去，培養國際化人才和中資企業急需的本土技術技能人才”(1)。職業院校海外項目應積極對接中資企業，分析企業需求，科學設計人才培養方案，培養更多“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所需的技術技能人才，主動融入國家外交大局和戰略大局。同時，實踐證明，職業教育海外項目的理想合作模式是深度嵌入合作國家的國民教育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融，互利共贏。保護雙方利益、推動學歷證書與職業資格證書雙證融通，方是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落地的長久之策。

要倍加珍惜中國職業教育的金字招牌，強化質量意識，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管理，提煉中國職業教育的核心特征，加強研究、宣傳和推廣中國職業教育品牌。世界公認的職業教育品牌有德國的雙元制、澳大利亞的TAFE(2)、北美的CBE(3)和美國的社區學院等模式。一個國家的職業教育要具有全球影響力，除了科學、先進的內核，還必須有著鮮明、響亮、易識易記易辨別的概念名稱。目前，“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現代學徒制”、“EPIP”(4)等名稱，或失之宏大，或囿于具體，還無法準確概括和表達中國職業教育的獨特內核和普遍價值。在豐富實踐的基礎上進行深刻的理論總結，既是職業教育實踐發展的自然結果，也是職業教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理論結晶。同時，品牌建設和品牌影響力還是積極宣傳推廣的結果，必須建立中國職業教育品牌宣傳推廣體系，明確牽頭機構，整合多方力量，探索新媒體新途徑，總體謀劃，久久為功。制定品牌宣傳推廣行動計劃，設立專門經費和資助項目，資助中國職業教育專家“走出去”和外國專家“請進來”，招收和資助外國學者、教師來華開展研究，設立研究生人才培養項目和博士后科研流動站。發布國際聯合研究重要課題，鼓勵中外專家合作開展研究，資助召開國際高端會議，建立國際性學術組織。在職業教育辦學項目、專業設置、課程建設、師資培訓、教材資源、設施設備、實習實訓、標準建設、質量評估等方面，深度融入中國職業教育品牌，不斷增強中國職業教育品牌的認知度和影響力。